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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思想火炬 202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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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新时代深化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把握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研究,需要明确的是它决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要紧密结合党的历史、民族复兴历程来研究。它是“大我”的研究,不是“小我”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不是“学院式”的研究。开展这一研究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研究,我们不能把它搞成单纯的历史研究或单纯的理论研究。它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大理论(学术)研究,不是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所谓“纯学术研究”。我们还要明确毛泽东著作哪些是经典,这需要从其思想性、规律性、指导性、代表性等方面判断,需要用发展的眼光、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

 首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讨会于2019年7月27日在韶山顺利召开,这是顺应新时代发展需要之举。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们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道确定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都提高到新的层面,不断深化,使政治性、科学性、学术性高度统一起来。

一、新时代条件下研究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有了更加深远与广阔的视角。从历史深度来说,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毛泽东思想的开拓性质及其深远影响,进一步发掘蕴含其中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从历史广度来说,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迎来强起来的新飞跃的宽阔纵深,来进一步审视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的历史价值、当代价值和永恒价值,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具体来说,新时代深化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有助于推动和深化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任何一个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有深厚的文献学基础。文献学必须与史学相结合,要注重考据实证的研究,更要有史观的指导。史观指导不正确,研究就会走偏方向。有了史观,也不能排斥实证,要紧密的结合起来。对于毛泽东思想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到经典著作上的研究。

 第二,有助于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个立起来的里程碑。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对毛泽东个人著作的研究,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党的重要的代表大会、重要的中央全会和重要时期的历史文献的研究,要把两者更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

 第三,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脉贯通的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不能单纯就毛泽东思想来研究毛泽东思想,而应该从多个层面来研究,应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创新跟实践创新结合的方面找到这些著作,一些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的结合点来进行研究。现在习近平高度关注意识形态建设、高度关注党史研究(包括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同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建设,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建设。所以,我们应该扎扎实实的做一些研究上的工作推进,出一些学术上的精品成果,能在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做一些我们应有的贡献。

二、如何正确把握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的特点

 研究的特点从来是同我们的研究对象的特点紧密相关的。对于毛泽东著作和版本研究,不能用学院式研究,也不能用过去我们传统史学上单纯的那种考据,我们必须要扎扎实实的根据毛泽东著作及版本自身的特点、自身的规律,来形成我们研究的自身的特点。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有哪些特点呢?

(一)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决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要紧密结合党的历史、民族复兴历程的研究

 毛泽东著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财富。我们党是有自己独特的一些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的形成,是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建党的过程中形成的。既要结合毛泽东的生平、他的经历、他的境遇,包括他的境界来研究,更要结合我们党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复兴历程来研究。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及其代表性著作始终贯穿着这样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后来成为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理论品格。

 1.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习近平特别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有了爱国主义这面旗帜,中国的先进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周恩来等等这些人,能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迅速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了爱国主义这面旗帜,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光辉实践证明,在今天谈爱国,就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崇尚实践。我们党有一个优点,理论都是指导干的理论,不是经院哲学,认识清楚了的就一定要付诸实践,在干中学习,在干中深化认识。习近平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科学著作是被实践检验的,证明是真理的科学结晶,是一个客观实践检验的过程,是有客观基础的。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代表性著作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矛盾论》等,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并经受住了历史的长期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既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历史,也是在不断的实践中检验理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过程。

 3.重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能够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高度重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光辉典范。他在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划时代命题时,就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二)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大我”的研究,不是“小我”的研究

 所谓“大我”研究,就是要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来研究,把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来研究。所谓“小我”研究,则是把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著作研究作为孤立的个体研究或个案研究,把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著作研究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学术史上的人物研究,或者是一般政治人物来研究。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属于党、国家、人民、民族这个“大我”的。虽然在执政过程中,也会犯错误,他是在追求“大我”中犯的错误,而不是在“小我”格局中打小算盘、搞小圈子、从个人恩恩怨怨出发搞所谓“权力斗争”犯的错误。这是研究中的一个根本原则,如果搞混淆了,就会南辕北辙。

(三)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研究,不是“学院式”的研究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一种理论性的研究,但一定要紧密结合实践来进行。这里所说的“结合实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毛泽东著作及版本产生的背景及发展过程的研究,要紧密结合当时的时代特点和实践特点来进行;二是对毛泽东著作所产生作用的研究,同样要结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来进行;三是对毛泽东著作的当代价值的研究,更需要紧密结合后来时代变化与实践发展来进行。

 对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的研究,必要的考据、考证是需要的,但是切忌不要脱离思想研究去追求单纯的版本考据考证。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把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与义理之学紧密结合的好传统。这个好传统一定要在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上体现出来,发扬光大。毛泽东著作本身,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产物,也需要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断修改完善。这种修改和完善,是作者的责任与义务,修改本来就是对党负责,对指导实践负责,否则难以起到武装全党、指导实践的作用。这种责任和作用,恰恰是其他个人著作不具有、而为毛泽东著作所独有的。因此,我们才特别强调不能把毛泽东著作与其他个人著作等量齐观、混为一谈。这种修改与完善,也是实践发展变化与认识深化的结果,从根本上符合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对于研究者来说,首先需要做扎实的基础性工作,把版本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不同版本的异同搞清楚,把造成这些异同的原因搞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思想发展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比较科学、比较全面。否则,如果脱离了思想发展搞版本研究,就容易过分强调某一个版本的重要性,而出现研究上的偏差。在一般意义上说,初始版本对于研究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作者最初的思想认识。然而,经过修改后的最后定本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作者思想定型化的集中体现。如果我们把这些版本的考据研究同所表达的思想的发展变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就会更加切合实际的思想发展过程,也会避免过分强调某一个版本而轻视其他版本的价值。例如毛泽东的名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时写作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表述与现在新的版本的表述有不同。毛泽东最后对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就是这篇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发表时的那个认识,这是最后定型的。这个结论是经过了中国革命多少年的反复实践用血的代价、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当然特别重要。我们今天对于工人阶级领导权认识的研究,一方面应该还原到大革命时期的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系统地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从大革命时期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这一长时间段的认识发展过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应该就当时当地来看问题,还原到历史条件下看问题,也要注意发展地看问题,不漏掉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和思想链条。而这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和思想链条都是实践的结果,都是党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果。所以这种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研究必不可少。


(四)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研究,不能搞成单纯的历史研究或单纯的理论研究

 一篇著作要有理论逻辑,还必须有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对于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兼大思想家的伟大人物,更应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来研究。不能单纯的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从理论到理论这样的纯理论研究或者是纯学术研究,毛泽东自己就不是这样来阐述理论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讲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研究问题是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这是他研究问题的入手点。因此,研究毛泽东著作的时候,也需要还原其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既是理论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逻辑的起点,同时也是我们党实践逻辑的起点。例如“八七会议”讲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后来的实践即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也不是要搞“枪杆子主义”,不是旧式军阀。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从旧式军阀手中的工具变成一种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人民军队,而人民军队要扩大要发展,要有农村革命根据地,不能够“跑江湖”,不能走街串巷。这些问题都是到红四军“九大”才解决的。要有稳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要解决中国农民的问题,当时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土地问题,就要搞土地革命。所以,人民军队决不仅仅是打仗一个任务,而要担负一边打仗,一边搞土地革命,一边搞政权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任务,就要使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还是工作队、宣传队,这又形成我们党在革命时期的三大优势: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和武装群众。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中,把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统一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五)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大理论(学术)研究,不是与现实毫无关联的所谓“纯学术研究”

 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从来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现实性。一些妄想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人,往往要从毛泽东著作及版本做文章。这是回避不了的客观事实。因此,我们在做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时,要有精益求精的学术追求,要有高境界、大格局的学术品位,要用科学理论作指导,扎实深厚的学术造诣作根基,严谨细致的学术素养作支撑。但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纯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要有政治影响,要有良好的政治导向和价值取向,要对党、对人民、对历史负责。当然,做好学术研究,还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来做,各种积极健康的学术讨论都是应该提倡的。

三、什么是毛泽东经典著作

 毛泽东著作并不是篇篇都是经典,但是收入到《毛泽东选集》里的很多著作都称得起是经典著作,在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经典著作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后,还能立得住,还能被人奉为经典,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创作这些著作的时候解决了当时的最突出的问题。例如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哪些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经典著作在这些问题上回答了当时的时代之问。另一方面,还因为他的这些著作里面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仅是坚持,而且还有重大创新,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有时代特点,又具有永恒特征。

 所以,我们判断哪些著作是经典著作,不是随意而为的,而是有标准的。

 第一,要有思想性。也就是说,这些经典著作,要对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指导,而不是一般地解决问题。毛泽东从年轻时就高度重视从大本大源上解决问题,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他能够从具体问题中提出超越时代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哲学思想和哲学命题,如《反对本本主义》。今天我们还依然存在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任务,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根本的东西,他的思想方法就是一种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著作,都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特点的思想方法论。

 第二,要有规律性。这个规律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独创性。毛泽东经典著作揭示的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遇到的,或者是遇到了但是没有条件解决、受到实践的限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法解决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本身就是一种独创性的。

 第三,要有指导性。这个指导性跟实践有直接的关系,但又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关系,而在当时和后来起到了一种源于实践、高于实践、超越实践的指导作用。例如,《论十大关系》讲的是一九五六年前后的事情,但对改革开放之后仍有指导意义,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在完成过程中,依然有指导性。这恰恰是科学理论的独特优势。

 第四,要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这些经典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里程碑作用。

 对于经典著作,也不能搞绝对化,需要用两种眼光看问题。

 一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经典著作是客观存在,我们对经典著作的认识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当年可能有的时候不一定认为是经典的,今天可能会觉得是经典著作。反之也是如此。每个时代一定都要有自己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思想家,今天也是如此。被视为经典的著作绝对不能当作唯一正确的,应该结合当前时势进行分析,分析的目的绝不是否定毛泽东,而是更好的推进今天的实践向前发展。毛泽东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党的思想来源。所以应该很好的继承下来,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二是要用不同视角看问题。毛泽东经典著作有很多,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分清归类。如有些是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有些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有些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有些是史学方面的经典著作,等等。但不管怎样,经典就是经典,不是经典化,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具体来说,从今天的角度看,哪些是毛泽东经典著作呢?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的一个体会,至少“第二个历史决议”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时提及的毛泽东著作,都应当是至今仍有当代价值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到了哪些毛泽东著作呢?为了研究方便列举如下,共计7类,43篇:

 一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地体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中。

 三是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

 四是关于政策和策略。集中表现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56·《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不要四面出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等著作中。

 五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六是关于党的建设。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学习和时局》《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七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们不仅表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著作中,而且表现在毛泽东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毛泽东单篇著作,一定要把版本研究和思想理论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里需要注意几点。第一,单篇著作研究、版本考证研究,是毛泽东著作研究的基础,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础,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二,我们要把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同毛泽东思想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者来说,不仅要研究单篇著作,而应该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思想链条中来加以研究。第三,应该把版本学的方法,也包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使得版本考证和版本比较、版本鉴别脱离开就版本论版本的这样一个狭窄的视野,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力量。第四,应当进一步拓展毛泽东著作及版本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视野,摆脱就毛泽东论毛泽东的狭隘格局,使之进一步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华民族复兴史研究之中,推动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直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使得我们能够在新时代推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的丰硕成果来。


(作者:李捷,中国史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教授,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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